馬孟龍（中）在梓潼了解西壩遺址考古發(fā)掘成果。 記者 鄭金容 攝
在現(xiàn)行地方史志中，普遍記載西漢廣漢郡“漢高祖六年（前201年）置”，但這一說法在學界歷來存有爭議。近日，復旦大學教授馬孟龍結(jié)合多年學術(shù)研究與梓潼西壩遺址考古成果，先后在綿陽市博物館、梓潼縣開展專題講座，對廣漢郡建置時間提出全新觀點，解鎖了被誤解千年的歷史密碼。
“漢高祖六年置郡”：流傳千年的“誤解”？
廣漢郡之名，最早出現(xiàn)于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，但該書僅簡略記載廣漢郡“高帝置”，并未標注具體建置年份。而“漢高祖六年置廣漢郡”的說法，源自《華陽國志》“高祖六年，始分置廣漢郡”的記述，《水經(jīng)注》也沿用此說。
馬孟龍在講座中否定了“漢高祖六年置郡”的說法。他認為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收錄的是西漢晚期政區(qū)格局，作者班固以注釋追溯漢初郡縣建置，缺乏史料支撐，可信度不高。同時，現(xiàn)存漢代史志中，漢武帝以前并無任何關于廣漢郡的記載。若廣漢郡真為漢高祖時期所置，不可能在近百年的史料中出現(xiàn)空白。
《華陽國志》之所以有“高祖六年，始分置廣漢郡”的表述，或是對“漢高祖六年，劉邦號令天下整頓郡縣”的推測。而《水經(jīng)注》大部分內(nèi)容來源于《華陽國志》，沿用了上述說法，成為后世史志“定論”。
2001年公布的張家山漢簡《二年律令》，為廣漢郡建置提供了新的線索。簡牘是西漢呂后初年律法條文，其中簡268記載朝廷為蜀、巴、漢中三郡及蜀道沿線下辨、故道二縣和五處郵站減免徭役賦稅的情況。若當時廣漢郡已存在，必然會納入，由此可見，呂后初年尚未設立廣漢郡。
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簡447記載：“胡、夏陽、朐忍、郪、資中、閬中、臨邛、新都、武陽、梓潼、涪、南鄭、苑……秩各八百石。”文書遵循“同郡屬縣集中排列”的原則，所列縣域分屬巴郡、蜀郡，與《二年律令·行書律》所載兩郡轄地完全對應，無任何隸屬于廣漢郡的痕跡，進一步佐證呂后初年無廣漢郡建制。
2023年公布的張家山336號漢墓《漢律十六章·遷律》，提供了新的佐證。該律法制定于漢文帝初年，明確記載全國罪犯流放規(guī)制：巴郡罪犯流放至涪陵；蜀郡的成都、新都、雒、涪、梓潼等地罪犯流放至陽陵，郫縣、臨邛、武陽罪犯流放至葭明（葭萌）。全文通篇未提及廣漢郡，足以證實漢文帝初年，廣漢郡仍未設立。
解鎖建置密碼：廣漢郡設置于何年？
廣漢郡何時設置？馬孟龍認為，答案就藏在《史記·司馬相如列傳》中。該列傳收錄司馬相如多篇奏疏與文賦，其中《喻巴蜀檄》記載，漢武帝元光年間，唐蒙開西南夷，因征調(diào)百姓修路引發(fā)地方騷動，司馬相如奉命前往安撫民眾?！队靼褪裣分袃H提及巴郡、蜀郡太守，沒有提及廣漢郡，說明司馬相如作此文時，廣漢郡尚未設立。
在司馬相如的另一篇《難蜀父老》中，有“今罷三郡之士，通夜郎之涂，三年于茲，而功不竟”等內(nèi)容。文中“三郡”即《司馬相如列傳》“因通西南夷道，發(fā)巴、蜀、廣漢卒，作者數(shù)萬人”中的巴、蜀、廣漢三郡。這說明，司馬相如撰寫《難蜀父老》時，廣漢郡已經(jīng)設立。
馬孟龍認為，《喻巴蜀檄》寫作時間不早于元光二年（前133年），《難蜀父老》寫作時間不晚于元光六年（前129年）。因此，廣漢郡建置時間應在漢武帝元光二年到元光六年之間，很有可能是漢武帝元光三年（前132年），與犍為郡設置時間大致相當。
從西漢初年政區(qū)布局來看，早期蜀郡轄十縣六道，均沿金牛道排布。當時西漢西南邊防的主要隱患，來自西側(cè)西南夷部族。為此，朝廷在山河峽谷要道設立青衣道、嚴道、陰平道、剛氐道等六道，鎮(zhèn)守關口、拱衛(wèi)各縣安全。
廣漢郡的設立，是漢武帝開西南夷的重要舉措。隨著漢王朝西南疆域拓展，原蜀郡幅員遼闊、管轄跨度過大，治理效能受限。朝廷于是拆分蜀郡北部置廣漢郡管控西夷；拆分巴郡置犍為郡治理南夷，與《華陽國志》中，“分巴割蜀，以成犍廣”的記載高度契合。
關于“廣漢”的釋義，馬孟龍認為：秦漢時期，“廣”字有開疆拓土、拓展疆域之意?！妒酚?middot;平準書》和《漢書·食貨志》均明確記載，唐蒙、司馬相如開西南夷的目的為“以廣巴蜀”?？梢?，“廣漢”之名，就是拓展大漢疆域的意思。
郡治之爭：廣漢郡治到底在哪里？
廣漢郡建置后，郡治設在哪里？多年來一直存在諸多爭議。 《華陽國志》記載，廣漢郡“本治繩鄉(xiāng)”，而《水經(jīng)注》則記載“六年乃分巴蜀置廣漢郡于乘鄉(xiāng)”?！稘h書》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等史料中，均無“繩（乘）鄉(xiāng)”的記載，有學者推測其大概率為后世杜撰。
關于“繩（乘）鄉(xiāng)”的具體位置，歷來說法不一：有學者認為在今梓潼縣連枝壩，認為東漢元初四年（117年）郡治自梓潼遷至雒縣；也有人認為地址在今廣漢市，西漢后期郡治從廣漢繩（乘）鄉(xiāng)移治梓潼，東漢元初二年（115年）移治涪縣，元初五年（118年）又回遷雒縣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記載廣漢郡屬縣，梓潼居首位。史志記載郡治所在屬縣通常居首，說明西漢晚期廣漢郡的郡治依然在梓潼。
馬孟龍結(jié)合《華陽國志》《后漢書》中的羌亂史料，對廣漢郡進行分析：東漢永初年間（107—113年），陰平、漢中羌人叛亂，朝廷推行“內(nèi)徙五郡”政策；元初二年（115年），廣漢郡臨時移治涪縣；元初五年（118年），巴郡板楯蠻援軍平定漢中，局勢平復，“郡復治”即遷回原郡治梓潼；東漢順帝時期，羌亂再起，朝廷再次內(nèi)徙邊郡，廣漢郡最終定治雒縣。
馬孟龍認為，古代州郡治選址講究“擇中而治”。梓潼位于漢中、成都兩地之間，扼守蜀道核心節(jié)點，地理位置優(yōu)越，便于管理。同時，梓潼西壩遺址考古勘探證實，遺址現(xiàn)存城墻遺存長度超1000米，城池規(guī)模僅次于成都；出土器物證實，此地在秦滅巴蜀之前，已有成熟聚落與高等級工坊，完全符合郡治條件。
在馬孟龍看來，繩（乘）鄉(xiāng)的真?zhèn)螣o關緊要，缺乏科學依據(jù)，可視為“無效證據(jù)”?，F(xiàn)有史料與考古發(fā)現(xiàn)已能明確，梓潼是西漢至東漢中晚期廣漢郡的郡治所在地，而西壩遺址的考古成果，不僅為這一結(jié)論提供了新的支撐，也為早期梓潼縣域建制史提供了堅實的落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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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：譚鵬 校對：李志 審核：侯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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